推荐序
……在这些新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经验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以我个人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15%。这十年间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也几乎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所遇到的挑战和未来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复杂。
（发展经济学演变）林毅夫教授从全球化的比较角度发现，过去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理论模式前进。在他看来，现在是时候立足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质，关注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基于潜在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如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度和治理改革形成新的禀赋，可能是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竞争优势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寻求共赢之道的核心。
作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要职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林毅夫教授具有他个人鲜明的研究特点和优势。林毅夫教授先后在台湾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此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进行经济学研究，并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这些长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内从事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使得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不失理论深度又更关注经济现实，专注前沿又注重反思。这在他早年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到新近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繁荣和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等专著中都已经有所展现。
（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的反思）
在本书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理论性反思。（主流解释）是危机发端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的急剧恶化，其背后是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所采取的作为自保的出口导向策略和外汇储备积累。这无疑过多地将失衡的天平压在发展中国家一端。
林毅夫教授对此的看法是，危机根源于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带来的高杠杆率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发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过度消费、财政赤字、美元国际储备地位等机制形成大量资本外流，最终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
这一推断揭示，这种美元储备地位的重要性与其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制衡缺失，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全球繁荣，也同样埋下危机的种子。
过多地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是有失偏颇的，中国在2005年以后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并且这种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也并非完全源自家庭储蓄动机，而更多是双轨制改革后遗政下劳动力大量富余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
其次，是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解决的理论思考。
（四年全球性的凯恩斯式宽松货币政策失效），人们开始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在单一国家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机，但如果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就显得缺乏实际效果。
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模式，即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看到，新的“马歇尔计划”并非不可行，关键是要跳出一国一城的局限，应该推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也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
最后，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探索。
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显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而新兴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同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单一超国家储备货币，即用名为“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来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体系。作为凯恩斯曾经提出名为“班柯”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这种方案在当前美国经济规模占比下降，美元储备货币不稳定性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种多方能够受益的模式。
尽管可以预见的是，在操作上这种方案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博弈、探索和尝试，但正如70多年前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中对罗斯福总统的答词里所说：“既然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共同标准、共同法则，它就应该是所有人乐于接受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无疑也应当向更稳健、照顾更多经济体利益以及避免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内在冲突的道路前进。
中文版序
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的最高职位，历来由人们仰之弥高的欧美发达国家著名经济学家担任。
（2008年6月开始任职）
我原打算根据世界银行的成立宗旨以及我的职位要求，将我20多年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成功以及失败经验的心得奉献于世界的减贫事业。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上任3个月，就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必须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其经验教训，并对最终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提出一些建议。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这些努力的一个成果，书中所展现的视角可能会对人们通常接受的观点形成挑战。
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
（求学经历）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胀。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
（在国企获得大量隐型补贴的情况下，调整利率无法抵销国企补贴收益，却会使刚刚诞生的市场化企业遭受致命打击，行政性调控以银行和国企为核心对象，使得国企投资规模削弱的同时，为“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留出了足够的成长空间，由此形成了后十年中“国退民进”的格局。——乖乖注）
自亚当·斯密以降，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理性人假设……如果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是非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如果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么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连续10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
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1988年的高通胀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前沿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水平。
（这也是过去30年中现代经济学家们对“中国模式”的最大困惑，对此张五常第一个提出回到“解释现象”的经济学基础，林毅夫则有幸比张五常更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现实中的各种约束条件，从而得以提出一个近乎完整的“中国模式”解释框架。——乖乖注）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改造与洞见，1964年经典名著《改造传统农业》。）
对于一位象我这样以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为职志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既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那么为何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不愿意采取一般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的政策来治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让我联想到为何中国已经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给不少企业各种保护和补贴？往上追溯，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要采用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市场扭曲？
（提出这一系列问题，是在追寻一个看似“非理性”政策背后的种种历史与现实背景，从而厘清决策背后的“初始约束条件”与理性考量。——乖乖注）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考察和思索，让我豁然发现，这是因为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低利率贷款和其他人为扭曲所提供的隐性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10年超英、10年赶美”的赶超战略下的产物，具有资本密集的特点，技术比较先进。
但是在50年代即使到8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些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情，它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
（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洞见：为了“赶超战略”而建立起的现代工业体系，自身却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输血”才能维系生存，而为这一产业体系“输血”所形成的一整套“掠夺式”经济运作模式，又对原生态的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了大规模扭曲，从而形成“社会供养政府、政府供养国企”的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对市场规则扭典的后遗症延续至今，在“供养国企”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原本作为中介形态存在的政府和银行体系仍旧分享着旧体制带来的利益输送。——乖乖注）
如果1988年中国政府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或者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采取休克疗法立即消除各种保护、扭曲，将会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像后来出现于东欧和苏联转型时那样的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发展。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在改革之初，以某种相对低效率的制度变革路径选择，避免或延缓了从“供及制”向“市场制”急剧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断裂”与政治动荡。有意思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初，也正是由于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保守派对激进改革派的不断抵制和“拖后腿”，才最终避免了大英帝国的解体，相关资料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抄书笔记。——乖乖注）
当时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不少人根据那时的理论认识，持“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经济是最糟的经济”的观点。但是，中国政府却推行双轨制的转型策略，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重工业部门的低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而同时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
此点认识，蔡昉、李周和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进行了论述，后在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中也再次进行了阐述。
（1988年的“价格闯关”可以说是激进改革派全面制度转型的一次预演，最终因为社会准备不足而引发恶性通胀。赵紫阳当时倾向以提高利率来压制通胀（见《改革历程》抄书笔记），其政策结果很可能会引发国企大规模破产，因为低利率体制本来就是为保护国企而形成的——这条改革逻辑链其实当时的决策者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乖乖注）
对于中国政府治理1988年通货膨胀政策的思考，启发了我采取一种老子所主张的“如婴儿之未孩”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我不再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每次都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每次都自己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就象我新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一书中所倡导的那样。
（也是张五常所归纳的：“掌握原理——寻找约束条件——解释现象”三步曲，这套方法其实与财经记者的报道采写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乖乖注）
（世界银行工作）
在本轮危机未爆发前，我认为自己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上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可行、有效、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帮助那些贫困国家改善发展绩效。
……然而致力于促进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的原有计划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打乱。
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理论和诸多大师级的宏观经济学家既未能预见这场危机的到来，危机到来以后也未能对危机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帮助世界摆脱危机的可行办法。
过去的危机一般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动走出危机。这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发质变，各个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对策，这场危机将会旷日持久、难以摆脱。
危机之初，我提议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其命名为“超载凯恩斯主义”（Beyond Keynesianism），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稳定和增长。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对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增加民间未来税负的预期，减少民间当前的消费意愿，陷入政府债务迅速高筑而总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图等价”的困境，对全球协同的反周期政策更是不以为然。
通过20国集团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提出建议，要求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
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而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采纳我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提议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化危为机，给发生危机的高收入国家提供结构改革的空间，世界经济可能走向更为漫化的衰退“新常态”，甚至陷入多个“失去的十年”。我也高兴地看到我的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本书将阐述我以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国际经济新架构。
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例如，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被理性预期学派所否定，理性预期又被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及新凯恩斯理论所否定。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的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
概论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
东亚各经济体实施出口导向的类似发展策略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只是在本轮危机前的十年，它们的贸易顺差才大幅飚升。
在危机爆发前十年中，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也在增加，并导致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贡献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51%下降到21世纪前十年的38%。
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几乎都在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万亿美元。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增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主要是美国）扩大储备货币的供给。
（林毅夫观点）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高杠杆率，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执行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现象。
房地产泡沫以及因监管放松而大量涌现的金融创新，造成了鼓励居民家庭过度消费的财富效应。这一消费热潮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形成的财政赤字，共同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全球失衡。
而美国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延续极为严重的失衡，完全得益于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国出现的巨大流动性还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外流，推动了当地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上涨和繁荣。
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从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中获得的美元不能直接注入本国市场流通，必须兑换为本国货币，形成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接下来又回流到美国，用了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
资本回流给人们带来的假象是：美国的低利率仿佛是由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过度外汇储备所致。
格林斯潘在其自传中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显然过剩的储蓄”，造成了1980年代以来的长期低利率环境；同时认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对金融企业无需“”过度监管”（《格林斯潘自传》抄书笔记）。正是林毅夫着力批驳的“主流解释”代表，格氏之误在于：一方面将美元发行巨增视为对发展中国家“过剩储蓄”的政策结果，而忽视了其间的国际货币循环；另一方面忽略了在现行美元发行体制下，投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效应“创造货币”的功能，从而造成金融机构推动下的美元泛滥。——乖乖注
中国直到2005年后才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是国内高储蓄率的反映。有关中国的高储蓄率的若干理论假说都把重点放在家庭储蓄动机上，可是这些假说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额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不比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高。
中国储蓄模式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高份额的企业储蓄，其成因是传统部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是双轨制改革的后遗症的表现。
在可贸易产业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富余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工资上涨，从而推高企业利润和储蓄。企业储蓄的高企还源自大型企业获得的隐性补贴（如金融体系对大企业倾斜），自然资源部门的低税收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缺乏监管等。
（关于企业储蓄的高比例，是在2008年博鳌论坛期间一次午餐报告中，首次听到樊纲提及，当时感觉极为震憾，但并没有意识到其背后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掠夺型”运行机制。——乖乖注）
走向复苏的共赢之路
（欧元区危机）
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可能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为低消紧缩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之一是货币贬值。但对欧元区而言，首先单一国家不可能货币贬值。而欧元区国家整体货币贬值，势必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战争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因为日本、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受到高失业率与结构性问题的困挠。
假如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南欧国家就需要持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的救助计划，救助资出将被欧州央行货币化。加上日、美为应对国内危机而持续推出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New Normal）。
同时低利率将鼓励短期投机资本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或者进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和汇率升值，并给宏观经济调控制造困难。
（林毅夫建议）
为避免象日本在1991年后的“失去的二十年”那样出现公共债务的迅速膨胀，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措施应该采取“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办法，就像我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初所提出的建议。这样的财政政策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
在今天这个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会给高收入国家带来出口需求，产生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应。然而除了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财政状况孱弱或外汇储备稀缺的限制，需要外来投资的帮助。因此，“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启示是：发达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双赢。
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雁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
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分布非常平均——最富裕的国家仅比最贫穷的国家高出数倍而已。但接下来，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继而决定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到2000年，七国集团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按市场汇率计算占据约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接近1/2。
自2000年后，多极化世界开始崛起，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当前世界危机中扮演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角色。不过，仅有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向中等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变，并向高收入发达工业经济体演进。
在1950—2008年，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西欧国家或出产石油或钻石的小国。
因此，目前的多极化增长世界不过是少数几个人口众多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快速增长的结果。这些新的增长极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否维持快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而言至关重要。
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减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缩小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收入水平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
经济发展理论演化：
1.0版本：进口替代战略；
2.0版本：“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新自由主义
2.5版本：教育和健康项目援助及其后续随机控制实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的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数在东亚）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非过去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越南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策略，而非“华盛顿共识”推荐的休克疗法。
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护传统优先部门的企业，另一方面放开对其他产业的进入限制，但它们在治理指标上的表现往往并不理想，这些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减贫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实现了巨大进步，没有一个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的办法来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
历史的教训何在？我们需要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
（西方国家的迅速崛起）反映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和技术的加速结构性变化。少数非石油或钻石出产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结构性变化……现代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结构性变化过程，包括技术、产业和制度等。
有关发展的理论过去一直关注发达国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人有我无）；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较好（人优我劣）；或者关注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没有直接作用但高收入国家非常看重的人道意义的领域（健康、教育）
（林毅夫观点）
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细致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我的建立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前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从而让它们可以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林毅夫的观点视角，是将全球视为一个统一市场，而将各主权国家视为其中的交易主体，从而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但在现实情况下，目前全球仍然处于市场统一和主权分离的矛盾之中，无论是美元之灾，还是欧盟困局，都受制于这一结构矛盾。从这个意义而言，林所提出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全球性政府治理结构的逻辑起点。——乖乖注）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含义是，该国的所有产业都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竞争力）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能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使得资本可以尽快积累，该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
升级会涉及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这是全球市场背景下“中国模式”的典型运作方式，外界所质疑的“大政府”思路，其实主要是外部市场协调和内部产业规划的功能，但在原有的双轨制模式下，政府主导的产业规划能否适应市场规律，仍有待观察。——乖乖注）
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英国扮演领头雁，德国、法国和美国是追随者。18世纪以来，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模仿雁行模式，重点发展那些在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则是因为它们进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尝试。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它们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此说忽略了二战之后“铁幕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当时两大阵营对未来的预期都是“必有一战”，进口替代战略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保障战时供应。只是因为后来的长期和平格局，使得这一“战争经济”体系失去了存在合理性。而“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形态核心，其实就是“和平演变”，从这个意义而言，它达到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目标，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乖乖注）
随着中国的富余劳动力被逐步吸纳，工资相应上涨，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型。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会给依然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已经称这种新现象为“领头龙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其他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也会获得类似的发展机遇。
如果政府给符合比较优势的私人产业活动建立有利的政策框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贫穷国家就可以启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在未来几十年里维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
我在世界银行设计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给各国政府如何促进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建议。